缺钱的温州：民间借贷坍塌 小企业应走向联合
发布者： 北京盛元丰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发布时间： 2011-10-27 09:36:41 访问次数： 448
缺钱的温州：民间借贷坍塌 小企业应走向联合
温州，居然缺钱了。似乎就是昨天，一掷万金的温州炒房团还在不断刺激各地的楼市，更早一点，人们看到的是温州人在山西买煤矿……钱淹脚背，资本单向溢出，四处寻找出路，是人们对温州的印象。
温州，怎么会突然缺钱了呢？
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带来原辅料价格上涨，人口红利减少而“用工荒”来袭，人力资本不断拔高，“供电荒”愈演愈烈，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产业升级知易行难，从投入到产出路途漫漫……这些都是温州难以承受的重荷。企业原本已是步履蹒跚，宏观经济政策的紧缩，又让资金链骤然“抽筋”。而民间借贷的坍塌不过是对温州困局最简单、最直接的一种解释。
温州缺钱，但如果只是给钱，其实也不能真正地帮助温州。好在一系列组合政策已经开始酝酿或实施，标本兼治，方可奏功。
如何“升级温州”
转型升级所需要的资本、技术、人才投入，一些实力薄弱只求生存的企业望尘莫及，而在宏观政策从紧的环境下，转型升级变得更加艰难。
有人说，温州模式正在经受煎熬。上世纪80年代，有关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孰优孰劣、姓资姓社的讨论席卷全国。温州地区放手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民营经济，费孝通归结为“小商品，大市场”。与此同时，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集体经济为主，实现非农化发展。
最初苏南模式备受推崇，温州模式被贬斥为“无序”，但随着改革开放深化，受到利益直接驱动的温州企业活力十足，风头十足。
温州模式曾是市场经济的一面标杆，但在1997年十五大之后，全国各地都在提倡和鼓励发展私营经济，意识形态的争论弱化，温州的制度优势开始缩小。温州一直在吃改革老本。几十年来温州的产业结构基本局限于低加工度和低附加值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皮革制品、服装、塑料制品和打火机等，制造业的结构演变缓慢。温州经济增长方式停留在低成本、低价格的传统模式上，显然缺少发展后劲。
领跑者被甩在了后面。早在几年前，温州已经从浙江乃至中国最先进的城市，滑到人均GDP在浙江省倒数第二名的地步。反思温州的声音此起彼伏。
史晋川教授对温州模式的批评曾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他指出，温州人的交易方式和商业模式是人格化交易，影响温州对外开放。温州的公共权力和私营经济之间可能已经织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阻碍着投资者的进入。他预言“现有的温州模式将被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方式取代”。
10年来，温州一直在喊产业调整的口号，提出培育新兴产业，鼓励企业转型升级，改变原来的增长方式。但温州产业结构几十年未曾改变，在金融危机以前，温州70％的企业都有外贸订单，日子过得滋润，一直以来没有压力和危机感去转型。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温州人真正意识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鼓励企业走上转型升级的道路，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而这次温州企业遭遇的危机无疑是对盲目扩张升级敲响的警钟。
转型升级所需要的资本、技术、人才投入，一些实力薄弱只求生存的企业望尘莫及，而在宏观政策从紧的环境下，转型升级变得更加艰难，温州眼镜龙头企业信泰集团正是在试图升级转型的过程中资金链断裂。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小企业当务之急是走向联合，行业领袖应以自己的资本、品牌甚至销售渠道去整合一些行业里的小企业，在联合基础上形成一个大型企业，实现资源重新组合和配置，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当企业形成一定积累，才有力量谈技术和品牌的提升，走向升级转型的道路。
传统制造业转变的另一个方向是资本经营。从几年前开始，温州实体经济利润大幅下滑，大量资金涌入投机领域，炒房、炒矿、炒大蒜、炒棉花、炒白糖、炒中药……温州商人的身影出现在各个行业。很多人认为，温州此次的高利贷危机，不是单纯的实业经营的危机，而是楼市调控和打击恶意炒作农副产品等带来的投机危机。
房地产限购和山西煤改导致一批温商财富蒸发，一些温州企业开始转向股权投资。但据业内人士透露，真正操作规范的不多。“股权投资在温州本地目前较缺乏专业团队，光有资金是很难运作的，如果把大量的资金集中投在某个项目中，没有专业的眼光和管理，风险很大。”温州九星资本上海子公司，九星大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青表示。
温州经济折射出中国制造业的困局，转型升级之路将何去何从？《新民周刊》专访了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晋川。
新民周刊:温州企业之间大多实行互保，一个企业倒闭，往往会连累一批互保企业，风险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扩散，这是不是温州人格化交易方式造成的结果？
史晋川:民间以各种“会”的形式出现的金融，最早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的资金用途是消费型的，第二个是它的合约执行，就是还不还钱的信誉保障，是熟人圈子里的人格化交易，就是以个人信誉为担保的。现在它为什么会出这么多问题？是因为它前一个特点改变了，后一个特点没改变。原来是资金用途是消费型的，现在是生产型的。生产型又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资金数量比较少，筹资直接投入实体经济，比如办一些家庭企业等。现在是规模比较大的生产型企业，规模大了以后当中有一部分人开始做资金生意，他的资金走向已经不是在生产领域，而是再贷给别人。也就是说原来是在做实业投资，现在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在做金融投资，资金可能要转好几手，再到做实业的人那里去。
现在一是资金用途发生改变，二是资金规模变大，三是借贷的链条拉长了，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合约机制并没有发生改变，还是人格化的交易，这就会出问题了。原本是大舅、姑姑投钱一起做一项生意，现在借贷链条拉长后，亲戚的亲戚，甚至很多不熟悉的人全部进来，这就意味着参与民间融资的人，人数上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离熟人社会人格化交易产生的最初情况越来越远。也就意味着人格化交易机制对民间借贷合约执行的保障越来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风险就在不断地放大。一出事就会产生连锁效应。为什么温家宝总理讲民间金融要阳光化？阳光化重要的一点就是规范化，所谓规范就是现在的金融活动它的合约机制不应该过多地依靠人格化交易方式，而是要建立在法律基础上，向现代非人格化交易方式转变。
新民周刊:信泰集团很早就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创立自有品牌，控制零售终端，并积极进军光伏产业，但并没走出一条成功道路，最终资金链断裂。目前温州出现的一些问题会不会阻碍温州制造业转型升级？
史晋川:现在温州企业转型升级的金融制度环境、金融保障环境是比较差的，一个企业要转型升级，肯定是要投入的，你到什么样的平台上融资？如果我们有比较好的平台做融资，比如说私募股权投资，相对来说你的风险就会减小，因为做PE的人也会很仔细地来看你的项目可行性，不会随随便便往你这里投钱。但是现在这种新的融资工具融资平台比较少。这种融资平台的缺失导致民营企业通过其他途径融资，到民间借贷市场，这样风险就比较大。现在中小企业面临转型升级，应该有一些好的融资渠道，这些融资渠道和平台能够把大量分散的中小企业的产业资本集聚到一起，再去反馈产业，去促进帮助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而目前温州金融环境并没有这样好的金融支撑。
新民周刊:人民币不断升值，受通货膨胀影响原材料、能源和土地涨价，劳动力成本和环保成本增加，以及针对出口的税收优惠越来越少，据说目前温州中小企业平均利润只有1％到3％，发展低加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模式是不是走到尽头？
史晋川:温州出现这么多问题，总体上来说，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比较慢。2008年金融危机，国家出台1.18万亿带动4万亿的一揽子庞大投资计划，当时在短期中缓解了企业的困难，流动性充分释放帮助企业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度过金融危机冲击的难关，这就导致我们这些企业没有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形成一种倒逼机制，逼它转型升级。在一个比较宽松的，流动性释放比较充分的反危机前提下，绝大部分企业还是沿用了原来的生产经营方式，搭乘整个中国经济复苏的列车，好像暂时松了一口气。当国内宏观政策一转向，企业碰到的问题还是危机前碰到的问题。国际经济复苏很慢，震荡很多，国内经济复苏太快，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开始转向，企业本来应该在金融危机中做的转型升级没有做，无非是问题往后延了，在新的国际和国内宏观环境下这些问题又暴露出来。
新民周刊:现在的环境是不是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严峻？史晋川:现在外部环境比2008年的问题更严重，2008年企业面临的问题是订单，企业接不到订单，现在订单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主要是企业自身的问题，第一它没有很好地做转型升级，所以遇到很多困难，第二它遇到很多困难后，部分企业家对实体经济就失去信心。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企业家一个厂做几年利润不如他老婆炒房子赚得多。一旦失去信心，一部分企业就会把资金从实体经济转出来，转到民间借贷市场上去，实体经济自身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还在实体经济坚持的那部分人，觉得我只要有资金就可以度过难关，也不去转型，转向民间借贷，实际上就是在没有很好转型情况下，货币资本资源配置的错位，导致这么一个局面。
新民周刊:近年来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动脑筋从事资本经营，做股权投资，对接民间资本与项目，这是不是一条出路？
史晋川:温州金融环境的改善有几点，一是让更多民营企业进入这个领域，但不要是大的，应该是中小型民营金融机构。假设民营企业缺水，你如果建一根大管子，肯定就不对着中小企业了，要建很多小的管子，每一条都可以对着中小企业，因为现在中国的金融体制，尤其是在浙江、在温州，这种双重的不对称是非常严重的，金融环境是国有银行、大银行占主导，但面对的实体经济里是民营中小企业占主导，双重不对称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在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同时，又有数千亿的民营资本没有出路，所以中央应该把温州作为金融创新的实验区，降低中小金融机构的进入门槛，它们面对的是实体经济里的中小企业。
第二个是除了间接融资的渠道，应该开通直接融资的渠道，除了私募股权投资以外，也可以考虑私募债券投资，温州人本来已经不愿意做企业了，股权投资不还是做企业吗？私募债券投资也可以考虑，就是说我们对温州环境的改善，金融生态的丰富，不仅在间接融资上下功夫，也可以在直接融资上多考虑。
各方“会诊”民间借贷
在宏观调控日益趋紧的背景下，差钱是全国性的现象，持续的银根紧缩导致社会资金大量“脱媒”(体外循环严重)，导致市场利率与央行基准利率偏离度越来越大，高利贷已经公开化、合法化，甚至一些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都在放变相的高利贷。民间高利贷从来没有这样猖獗过，如果泡沫吹得太大，其破灭将造成相当大的冲击。
《中国证券报》
在曾经繁荣的沿海城市温州，许多企业倒闭，留下一摊子债务。最纠结的是，持有坏账的不是银行，而是另一些企业主，富人们为了让“钱生钱”，以高息把钱贷给企业……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大量财富涌入中国，但吸纳这些资金的投资渠道扩张速度却缓慢得多，因此从房地产到大蒜、绿豆各个领域涌现出投机泡沫。现在，中国股市处在深熊市，房地产价格开始下滑，特殊的投机游戏比如高利贷也陷入麻烦，中国投资者感受到和外国同行一样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寻求避风港面临的挑战更大。
英国《金融时报》发生在中国温州中小制造业的麻烦给中国核心经济投上一层阴影……中国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是为了遏制通胀，部分原因是金融危机时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导致的。但银根紧缩加重了私体经济的压力，人们开始担忧中国经济将会回落，坚挺的中国经济一直在欧洲和美国经济陷入疲软时起到平衡的作用。
美国《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
这一轮民间借贷风潮有不寻常之处——缺钱的很可能并不是实体经济，而是货币市场。由是观之，这轮民间借贷风潮的兴起便具有了普遍、盲目和投机的特点，而这无疑是虚拟经济的最爱，也与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虚拟化倾向吻合……如果说疯狂的民间借贷是因为经济波动下中国紧缩政策带来的副作用，那么对此的担忧将是短暂的，适时的政策调整即可缓解压力；但倘若民间借贷的兴盛是由于中国投资虚拟化与投机化加深，那么警钟将不仅仅是响给那些“跑路”的温州企业主的。
法国《欧洲时报》
温州没有倒闭潮
“温州的经济状态叫做一片森林，不是几棵大树，就是一片树倒了，还有一大片。”
温州企业老板跑路风波出现后，浙江四级政府出台了系列救市政策，严禁暴力追债、讨债，同时要求银行不抽资、不追债。就此次倒闭风波的原因与影响，《新民周刊》专访了温州学者型官员谢浩。
新民周刊:这次民间借贷引起的企业倒闭风波，根本原因是什么？
谢浩: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是孪生兄弟，民营企业起来了，而且经过30多年的发展，民间资本一定会跟着活跃起来。温州作为民营经济的发祥地，那么它的民间资本也一定是中国最活跃的，事实正好印证这个道理，不管他是6000亿也好、7000亿也好，反正它是跟着民营经济一起出来了。
那么既然是孪生兄弟，它一定会产生感应的关系，或者说互相连带的关系。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推进已经推了30多年，但是国家对民间资本重视了吗？只有到去年的5月7日才出台了36条，还是玻璃门、弹簧门，现在出问题了，倒是正可以告诉管理层，一定要把这个孪生兄弟培养好，那位哥哥才能生存好。所以金融系统在这个时候要关注的、反思的不仅仅是民间资本出的问题，而是我们国家对于金融管理出的问题，也就是说，对民间资本扶持太少，没有宽松的环境，没有政策引导。
中小企业的需要银行解决不了，不贷给你，不信任你。但是民间资本很多在流走，炒楼、炒大蒜、炒棉花，一方面有钱，一方面又需要钱，但是两个就是接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温州出现个别企业倒闭的情况。
现在这个时候，一方面要规范引导民间资本，另一方面，国家的金融管控政策要调整，让这个孪生兄弟跟着哥哥一起更好发展，如果国家承认民营企业还是今后中国发展的生力军的话，就必须重视民间资本。
新民周刊:这次风波是不是1986年温州“抬会”崩盘的重演？
谢浩:它现在跟1986年的抬会最大的区别是，现在的企业真正说恶意去吸储，这个情况不多，许多企业是想做大，或者是想学习资本运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宏观调控，银行要收回贷款，企业就出现了问题。
在某种情况下，民间资本的利率是超过国家规定的，但是它在某一个局部领域可能是有益的，它对整个金融生态的稳定有利。你向银行贷款，但周转不灵还不了，借民间资本，贷款还给银行了，银行又贷给你了，可能一周里我付出了高利息，但是我维持了好几个月的生产，你说说它的作用有多大。它有它的合理性。
新民周刊:如果温州市委市政府更早介入，情况是否会比现在好？
谢浩:几个月前，刚发生事情的时候，领导找过金融办，金融办提了一条非常好的意见:密切关注，暂时不插手。带来一个什么好处呢？这些吸储的人互相商量:你要告发我，把我抓起来，结果就是你以前得到的超过4倍的利息全部要吐出来。想明白了大家就清盘，清盘以后拿到的比你把我搞起来好多了。所以这次局面就非常理性，不像以前“抬会”崩盘一大群人搀和、闹事。现在政府要给民间资本、民营企业信心，政府已经开始行动了。
这些现象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整个民营经济出问题，千万不要说倒闭潮。之前我代表市委在浙江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说，几家企业倒闭，30万民营企业存在，你去算比例。而且这几家企业倒闭有它自己的原因，管理上的原因，素质的原因，不能说倒闭潮，不影响整体，事实也是如此。
新民周刊:信泰投资光伏产业失败，会不会给温州企业的结构升级带来负面影响？
谢浩:我们现在想一个问题，信泰这样的公司有没有共性？如果像信泰这样的企业倒了一大片，那真的要重视了。如果信泰这样的企业只是个别例子的话，我们就个别研究，举一反三，去研究相关的、类似的、接近的问题，然后保护这些企业。温州的经济状态叫做一片森林，不是几棵大树，就是一片树倒了，还有一大片。有些地方的企业是几棵大树倒了，员工就一批失业了。
新民周刊:这次的风波是不是还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谢浩:会。但是不会掀起新的热潮。一个企业倒闭以后就会连累担保它的企业，担保公司就无资格再给人家担保，至少会关系到两三个，但它的危害程度不一样。
喝一杯高利贷止渴？
借高利贷更像一场绝地反击的赌博，赢是小概率事件，令人咋舌的高利率把中小企业推上绝路，如果盼不来后援，那么救命钱就成了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温州的事情好像是从春天开始变化的。
2011年4月，温州波特曼咖啡因经营不善，企业主向民间借入高息资金，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出走，相关门店停止经营。
4月，乐清三旗集团董事长陈福财，因资金链出现困境、企业互保出现问题出走。
6月中旬，乐清浙江天石电子公司老板叶某出走，据传叶某欠下7000万巨债无法偿还。
9月9日，龙湾家电老板郑珠菊出走，共欠债权人现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高达2.8亿元，后在温州经济开发区滨海园区被警方抓获。
9月13日，温州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老板，送全体员工集体去雁荡山度假，偷运走40多台、总价值上千万的精密加工设备。
9月21日，温州最大的眼镜企业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出走。
……
从4月至今，温州有90多家企业的老板出走，9月以来就有25起。一时间，处于金融灰色地带的民间借贷成为众矢之的。
10月3日和4日，总理温家宝在温州视察，要求浙江稳定温州中小企业局势，整顿金融秩序，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处理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防止风险扩散蔓延。10月12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9大措施。
温州人心趋稳。现在可以来看看高利贷究竟对这里的中小企业做了些什么。
全民放贷
初到温州的人就会发现，这是一座非常善于变通的城市。比如遍布市区的咖啡馆“拉芳舍”，除了咖啡饮料之外，居然还供应炒菜，很多温州人爱去吃夜宵。这在外人看来很奇怪，但当地人觉得很正常:只要有人喜欢就着炒螺蛳喝咖啡，就会有人去满足需求。
变通之道在这座城市的很多细节上都有体现，比如在温州打车经常会遇到“拼仔”——司机沿途搭载顺路的乘客。有时只有20多分钟的车程，身边居然会换三四拨乘客，一辆车前后四个座位80％的时间都是被占满的。还是同一个道理，出租车有闲置资源——空座，客人有低价搭乘的需求，在顺路不增加额外油费情况下，司机很自觉地会将资源和需求对接。
善于以变通之道将资源与需求对接，这是温州人的性格特质，这种性格也助燃了温州的民间借贷。
“至少70％的企业和个人牵涉到高利贷中。这个数据还是比较保守的，你想现在哪个领域没有放贷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
一位温州的媒体朋友告诉记者，当地80后年轻人很少把钱存银行或投股市，大多都参与放贷。一个办公室三四十人，从上到下几乎人人放贷。刚结婚的年轻人手上刚拿到一笔礼金，马上就会拿去担保公司。
放贷有多好赚？按照国家规定，民间借贷利率控制在基准利率4倍以下，以4倍估算，月息在2.5分(2.5％)到2.9分，即便以2分算，年回报也高达24％。“2分的利率放贷，在温州到处都有人要，给担保公司它要，给一些效益好的、没有风险的企业也要。”这位朋友说。
有多少灰色资金由此涌入借贷市场？央行保守估计是1200亿元。“炒钱热”和当年的炒房热、炒蒜热一样，背后是无处可去的热钱在作祟。
“民间资本都没地方去了嘛。”从2009年以来，房地产低迷，迪拜泡沫破裂，山西煤改“国进民退”，温州民间资本大量回流。而在国有资本把控的大部分投资领域，新36条的颁布并未实质见效，民间资本仍被挤在门外。“民营企业就像被装在玻璃瓶里，看得到外面的天空很美好，但却出不去。”周德文说。
一小部分民间资本转移到国外，但大部分仍在观望徘徊。温州从2009年起银行存款余额直线上升，从4000亿上升到7600亿。随着民间借贷利率一路攀升，民间资本找到了新的泄洪口。
另一方面，在这场借贷游戏中还潜伏着机构的身影。
“借贷市场资金来源，第一是上市公司，它们很好圈钱，把钱圈来放高利贷最赚了。这个钱还是不用还的，所以中国的股民十个人九个亏。第二是国有企业，一些国企大量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到了民间借贷。第三是银行，在温州银行高管因高利贷逃走、自杀、辞职的都有，不要说那些不法分子跟银行串通起来放贷，银行本身也通过各种变通的方式在参与，包括和担保公司合作。国家法律规定担保公司可以放3－10倍贷款，放到10倍是什么概念？如果我存5000万在银行，我可以贷出来5个亿。”周德文表示。
“散户”处在借贷金字塔最底层，而公务员是其中最活跃的一部分。前不久温州曝出一起担保公司卷款潜逃案，涉及资金八成来源于当地公务员。周德文说:“公务员有个优势，他凭个人信用在温州可以从银行至少贷50万元，很多公务员从银行借个50万，自己家里可能有100万，房产抵押又可以贷出100万，250万放在担保公司，一个月可以拿到六七万，这还不刺激大家去放贷？”
钱多，人疯，崩盘悄然开始。
刀尖起舞
多方资本拾柴添火，失控只是时间问题。
据有关部门测算，民间借贷投入实业的资金只有40％，大量资金在借贷市场空转。2分利贷出去，经过无数环节，左手抬右手，利率不断被托高。周德文举了个例子，温州一家中小企业急需100万周转，借款12天，月利为8分，不到两周利息就超过了3万元，利率水平已接近2008年底峰值。
这不是极端个例。温州市人民银行的检测数据显示，第一季度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单季上涨11.91％，比2010年第四季度涨幅高8个百分点；民间借贷的利率短期借款月息达到6％左右；首期贷款月息达到3％左右。周德文估计，最高利率甚至达到1角至1角5分，年化利率高达180％。
民间高息借贷成为借款企业颈上的一道绳索。从4月份开始，这条绳索真的收紧了。
一个老板出走，身后可能有数十个民间借贷者在哭泣，如知名餐饮连锁企业波特曼老板出走，就欠下几百万元民间高利贷借款无法偿还。温州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老板突然消失，主要原因是一家担保公司老板出走，巨邦公司受牵累，涉及的资金约有五六千万之巨。
“现在企业老板出走的，大部分是资金链断了，还不起高利贷，没办法才走的，温州是个人情社会，他一走在温州多少年的积累都没了。逃跑的担保公司十个有九个是恶意的，他先打一个月利息给你，赢得你的信任，等你把本金给他，他就卷钱跑路了，最应该打击的是这种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商会人士说。
近日浙江警方已发出预警，严控企图出逃的老板，各边境口岸严格监控出入境登记手续，一遇到可疑人员就马上扣留对方证件；对于出逃的，对其家属也将采取紧急措施。官方声明称，“对企业主转移隐匿资产、恶意欠薪逃匿并造成后果的，要依法查处。”
不时有老板出走，逼债风潮也露出苗头。“有些担保公司使用软暴力逼债，不打你不骂你，搞两个外地人每天24小时跟住你，把你搞得精神崩溃。跳楼的那个企业家就是这样逼得受不了，当着逼债人的面从办公室跳了下去。”
温州的麻烦不是温州独有的，在温州企业主出走、跳楼频发之际，其他地方的民间借贷危机也逐渐呈现。
江苏泗洪县以宝马、奔驰名车云集闻名。今年初银行贷款收紧，房地产调控力度不断加大，高利贷升温，利息从5分、8分攀升到1角5分，泗洪出现“全民放贷”风潮。但过了短短数月，借贷大户失踪，高利贷市场崩盘，放贷者人心惶惶，“全民房贷”变成“全民追债”。厦门市2010年三季度末担保公司发展到156家，不少在从事高利借贷业务，今年7月，厦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遭遇金主挤兑，造成流动性危机，引爆了厦门市整个担保行业的信任危机。
内蒙古鄂尔多斯(600295,股吧)也出现问题。据当地有关人士估计，民间借贷的规模在2000亿元以上，最高年利息在60％以上。按现在的建设速度，当地人均至少拥有10套房子。以高息民间借贷支撑的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多米诺骨牌将砸到所有参与者。
被中小企业视为血液的民间借贷，如今弥漫着一股血腥味。
一把双刃剑
“如果没有民间借贷，就没有温州民营经济的今天”，多位研究温州经济的学者告诉记者。
早在温州经济的萌芽阶段，民间借贷已经出现，几乎没有一家民营企业在起步阶段没有采用过“集资”手段或是从民间进行高利借贷。几十年来，温州民营经济从一家一户零散作坊发展到如今40多万家企业和个体户，民营经济的成长和民间借贷交织在一起。
但同样，民间借贷就像一把双刃剑，风险始终与之相随。上世纪80年代，温州发生“抬会”崩盘，让很多人看到民间资本在刀尖上起舞的血腥。所谓“抬会”就是出资人将自己的闲散资金交给会主，由会主负责放贷，出资人每月会得到一笔利息，会主从中抽取提成。
1985年到1987年期间，温州30万人卷入抬会风波，会款涉及金额12亿元。没有任何一项实业的利润及得上抬会的疯狂利率，当1986年抬会的资金链断裂，会主潜逃，被骗的人们疯狂地讨债、报复。
“抬会”风波在政府强势介入下终止，但此后20多年来，民间借贷并未式微，而是变换各种形式活跃在温州民营经济中。
“那个时候叫‘抬会’，现在叫担保公司，都是专门从事民间借贷的人把民间资本积聚起来，然后拿去放贷，跟银行一样赚取差价。现在的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典当行、租赁公司这五大形式，法律上都不允许从事民间借贷，都是非法的。它们跟地下钱庄还有什么区别？”周德文说。
但政府对民间借贷的态度和当年已然不同，经历了从打压到疏导的变化。近年来“地下钱庄”这个词渐渐淡出，“高利贷”的叫法换成了“民间借贷”，显示出政府对民间借贷经济作用的逐步认可。
不过，民间借贷“半地下”的身份并未真正转变过，尽管许多学者在积极呼吁令民间借贷合法化。从轰动全国的吴英案、2008年丽水杜益敏案到2010年台州王菊凤案，很多人因“非法集资”等罪名被判刑，甚至采用了最高量刑。但杀伐打压显然治标不治本，浙江的民间融资依然活跃异常。
“政府曾经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打击民间借贷行为，枪毙了很多地下钱庄的所谓庄主，但杀头都挡不住这个行业的发展，因为市场的客观需求决定了民间信贷存在。”周德文说。
说到底，民间融资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中小企业融资难。据全国工商联调查，小企业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微小企业95％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这些真正缺钱的企业缺少抵押物，找不到担保人，也就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
即使部分企业获得贷款，实际贷款成本也已接近银行基准利率的2倍。因为银行通常实行基准利率上浮30％－50％的政策，加上存款回报、搭购相关理财产品、支付财务中介费用等，贷款成本自然上升。
“我们现有的金融机构满足不了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我们的金融机构完全是从苏联模式延伸过来的，就是计划经济大企业模式，为中等以上规模的企业服务，而不是为小企业服务的。全国这么多小企业要生存要发展怎么办？只有借助于民间资本的力量。”周德文说。民间借贷填补了民企需求的空白，但当利率走高到一个不合理的地步，它由一个供血者变成一个抽血者，大量风险开始积累。
“高利贷把人搞惰性了，现在利润20％以下的项目就没人投，都去放高利贷。比方说我们现在有10个人，都放高利贷，放给谁？需要钱去发展的企业拿不到钱，或者要用更高成本拿到钱。这样的恶果只有自己去消化。”温州资本服务中心董事长黄伟健说。
民间借贷的起落与民营经济的命运休戚相关，它在民营经济活跃时应运而生；而当所有人投身其中，把它当作一种疯狂的投机，往往意味着民营经济早已陷入困顿萧条之中。
难捱紧缩政策
高利贷利率远远超过实业利润，为何企业仍会饮鸩止渴？周德文坦言，现实摆在眼前:不借，资金链立即断裂，借了还能缓一口气。
中小企业的艰难非止一日。2010年底开始，国家货币政策收紧，央行连续13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今年提高了6次。存款准备金率每提高0.5％，就有2700亿元冻结在银行，大量的钱存在银行，市场资金面愈加紧张。根据调查，今年1－3月份，温州市新增贷款投放仅相当于去年同期的66.5％，42.9％的企业资金吃紧。
民间借贷就像给企业打了一针强心剂，至少延续一些时间。企业发展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某些因素起了变化，国家宏观政策调整，或者地方政府出台新政策，企业就有了生机。
民间资本曾保住很多企业渡过2008年难关。2007年下半年开始银根紧缩，原材料、能源和土地涨价，劳动力成本和环保成本增加，针对出口的税收优惠越来越少，令许多中小企业举步维艰，依靠高利贷续命。下半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企业又活了下来。但借高利贷更像一场绝地反击的赌博，赢是小概率事件，令人咋舌的高利率把中小企业推上绝路，如果盼不来后援，那么救命钱就成了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位成长型中小企业老板告诉我，他为了加快发展，去年向银行贷款1000万元，6月底有500万到还贷日期，银行的领导答应让他还贷后重新给他放贷。这位企业家通过民间借贷，还了500万贷款，结果银行领导客气地告诉他，现在银根收紧银行已没有贷款额度了。他一下子傻了眼，民间借贷高利息，根本无法承受，而且已承诺短期拆借，马上得归还，另外银行的500万很快也到还贷期限了。”周德文说，大多数落跑的企业主正是在银行和民间信贷的双重压力下选择一走了之。
按照为一切乱局找个“带头大哥”的习惯，很多人把矛头直指银行。2009年货币政策宽松，银行追着企业贷款，推出了各种优惠，企业资金充裕了就到处布厂扩张。2009年底沿海多个城市出现“用工荒”，除了人口红利消退，农业税减免等原因外，也和制造企业扩大产能有关。但当企业布局妥当，政策“风向”逆转，银行收紧银根，企业资金链一下子绷住了。
“始作俑者是银行，最后受害者也是银行。”黄伟健断言，“一家银行的副行长告诉我，有家企业运行尚可，在银行贷款六七年，这次一笔300万的贷款到期，银行准备收了。但企业现在情况不好，银行要收贷，他可能会资金链断裂倒闭，第二年到期的400万贷款就还不了。他如果不还，担保公司就出问题了，也还不出银行贷款。一环扣一环，马上就会炸开了。”
不得不承认，好日子过去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当企业沉浸在经济刺激计划营造的繁荣里时，也许谁也没想到好日子会这么短。
周德文认为，信泰正是倒在宏观政策的转变上。“信泰眼镜收入做到2.7亿，它的银行信用等级也是最高一级。货币宽松时，信泰响应政府号召转型升级，在衢州、金华都布了一些点，同时进军光伏产业，投进去6个亿。但进入一个新的产业有个盈利周期，光伏产业不可能马上产生效益。这两年光伏过剩，国家开始政策调整，加剧了信泰的困境，它的资金链开始吃紧。”
然而，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抗通胀”和“保增长”两大主题交替，货币政策一直在张弛之间徘徊。为何习惯在各种“风向”之间生存的企业，熬过了金融危机，却在2011年六神无主？只能说企业的体力比3年前更虚弱，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
最严峻的年份
“2011年恐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面临的生存压力最大的年份，甚至比金融危机都要严峻。”周德文的预言带着“2012”的色彩。
在周的估算中，如果目前的银根紧缩政策不改变，政府再不出手相救，今年末、明年初春节前后，国内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将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
周德文认为，温州中小企业这次的困境和2008年有很大的不同，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许多中小企业得不到业务订单，被迫停工甚至倒闭，而这一次的困境是有订单，企业却不敢接，不愿接。
温州市经贸局有一项对855家企业的调查显示，在鞋类、服装、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约有25％的企业不敢承接订单。
不接订单就停产，接订单就亏损。——中小企业陷入两难之境。
“温州东方轻工实业有限公司是温州打火机行业的龙头企业，有500多名员工，每年出口额上千万美元。董事长李中坚告诉我，一年下来的企业利润还不如他儿子开的一个小小的蛋糕店。现在订单的结算周期3－6个月，不仅汇率风险大，而且资金周转也等不起。今年以来他已经放弃了多个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大单子。”
温州一项调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35家出口导向性企业销售产值同比下降7％，利润同比下降约30％。这些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为3％，利润超过5％的企业不到10家。而在2008年，温州制造业的利润还有8％到10％，不到3年时间，企业利润已直线下滑。
中小企业的麻烦并不只在温州发生。
全国出口制造业在2008年面临的各种压力，如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带来原材料、辅材料上涨等等，至今并未减轻，反而变本加厉。
2009年开始的“用工荒”现象愈加严重。拿温州来说，有74％的企业表明用工紧张。用工荒带来劳动力价格上涨，今年用工成本涨了20％－30％，但还留不住工人，工人流失量达到46％。随着人口红利消退，劳动力输出地区经济发展加快，当地劳动力需求增加，沿海制造企业招工难度一年比一年大。
这两年的“供电荒”令企业雪上加霜。温州去年实行过“软停电”，每周停电几天，目的是为了节能减排，而现在因为供电不够实行“硬停电”。今年浙江省用电缺口月300万千瓦以上，电力短缺在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广东等地都相当突出。停电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许多企业自备发电，不仅污染大，用电成本也要增加3倍左右。
此外，金融危机时期出台的一些扶持政策相继取消，中小企业承担的税负比之前更高。“中国税收每年都要递增的，县级以上的工作报告你去看，没有哪一年的税收收入是保持不变或者降低的。企业有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但税收都要递增，一些地方的税务部门为了完成年年加码的税收增长指标，不得不向中小企业摊派，不管你的企业经营状况如何。”
制造业成本不断上升，但出口企业仍得小心翼翼维持原来的销售价格，因为谁提高终端产品价格就意味着谁率先被淘汰。“中国产品不像以前一枝独秀，很多市场原来都是温州产品、中国产品占据，现在都受到冲击。我们这些产品都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价格稍微浮动一点，订单就被人家抢走了。”
就像20年前制造业从台湾、香港地区以及马来西亚等地转移到中国大陆，当下正在从中国流向劳动力、土地和能源更低廉的俄罗斯、南美、印度等地。“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在丧失。
上一轮金融危机时的所谓复苏，难道只是一种“缓期执行”？
出走的老板回来了
扩张过度、光伏产业迟迟未盈利、香港上市计划搁浅、政策转紧……四面楚歌，企业资金链当然命若游丝，而利率高昂的民间借贷不过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种解释。
出走的老板回来了。没有比这个消息更令工人振奋的了。信泰老板胡福林数日前回到温州，出面召集员工开会。亲眼见到了老板，歇工半个月的工人语气中又有了希望。
信泰引起的地震颇不寻常。浙江信泰集团是温州眼镜业龙头企业，董事长胡福林9月20日出走美国，他是此轮温州出走的老板中名气最大的，标志着温州“跑路潮”向大企业升级。坊间一度传言，胡福林出走是因高利贷导致资金链断裂，出逃时债务总额达20多亿元。其中8亿为银行贷款，月利息500多万，其余12亿则为民间高利贷，月利息高达2000多万。
“我从信泰还是二三十人的小厂时就开始跟他，我怎么不知道他？他不是不负责任的老板。”老员工朱宗武语气轻快。“老板告诉大家，他因为资金困难到美国去找朋友帮忙，收几笔账，9月20日飞过去，原本订了10月5日的机票回来，没想到国内说他逃跑了，他在美国愣住了，不敢回来。”无论这番说辞是不是有破绽，员工都愿意相信企业情况没那么坏。
希望
没人料到底子厚实的信泰也会岌岌可危。信泰集团创立于1993年，如今员工有3000多人，年产值2.7亿，旗下“海豚”是中国市场销量最大的太阳镜品牌。这几年，集团除了主营眼镜光学产业，在外地还涉足太阳能光伏产业和房地产等。
胡福林“消失”后，温州政府第一时间出手救助企业，当地几家大型眼镜企业在政府斡旋下参与重组，胡福林回国后也立即参与重组谈判。
厂区门口仍有保安把守，闲杂人员不得出入，但工人在门口排队登记入住，很快能搬回宿舍。部分贴着封条的产品已经启封，开始正常发货。胡福林向大家许诺，10月16日生产线复工，一些回老家的工人得到通知赶回来，另一些在别处找到工作的人也在权衡。“配件加工厂也不急着讨钱了，只要企业恢复生产了他们还怕什么？”
这和记者半个月前在温州见到的萧瑟景象完全不同，工人们又看到了希望。
董事长胡福林是9月20日出走的，消息刚传出时，原本几近封闭的厂区每日聚集了几百名讨债者和欠薪工人。
9月27日，位于温州娄桥的信泰厂区，不时有工人从厂里走出来。上午11点前，最后一批员工要从厂里的“夫妻房”搬走。“夫妻房”是企业分配给“双职工”的宿舍，一间房20多平方米，热水器、空调、电视一应俱全，月租只要200元，老员工可以免租金。若想在厂附近找一间同等条件的房子，租金至少要400到500元。
走出厂区的工人手里都会提着几个网袋，装的是脸盆和一些杂物，他们面无表情地走到摩托车旁，用绳子把网袋固定在后座上。见到门口候着的工友，攀谈几句，又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各自靠在摩托车上闷头点着烟。当时大多数工人已经拿到政府垫付的当月工资，各谋出路，但一些老工人仍每天来此，看看墙上有没有贴出关于养老金、失业金补偿的新消息。陆续有闻讯的供货商赶来打探情况，被门口的安保人员阻挡，有些徘徊不去，向门口的人们抱怨，有些干脆坐在车里等待，面色凝重。
胡福林的出走打破了娄桥眼镜园的平静。信泰是2005年最早入驻的37家企业之一，附近横屿路、中央路一带，亨达光学、明明光学、八达光学等几家大型镜企厂房林立，这些企业年产值在1000万以上，税收超过80万。集群化、规模化生产吸引了不少产业链上游企业扎根，周边几条街上零散的眼镜配件店、加工作坊不计其数。所有人在担心，信泰出事，多米诺骨牌会砸向这一带的整个产业链。
无疑，胡福林的归来具有象征意义，他表示将在政府支持下努力自救，这增强了外界对温州经济转好的信心，但温州中小企业的这场波澜，现在还不是画句号的时候。
归属
朱宗武1990年进厂做采购员，那时这家眼镜制造厂还叫“亨氏”，刚开张3年，全厂只有三五十号人。老板胡福林是当地最早做眼镜的一批人，他比当时20出头的朱宗武大不了几岁，但从小在父亲的眼镜作坊当学徒，所以每道工序都熟。
老朱回忆，创业初期的胡福林经常下生产线，看看工人们干活，到了饭点就和工人们一起吃客盒饭或方便面。“他碰到谁就这样拍拍肩膀说，小伙子好好干，有前途的。我们吃什么他也吃什么。”老朱比划了一个手势。
不过最近几年，胡福林没再下过生产车间，信泰的眼镜事业部下属八九个分厂，能常见到胡福林的只有厂长和少数一两个管理人员，普通员工只有在周年大会上远远望一眼。“现在老板的心思不在眼镜部。”
胡福林对工人“有前途”的许诺不完全是务虚，这家厂很快做大。1993年胡福林成立了信泰光学有限公司，下设光学眼镜、太阳眼镜等多个分厂。从为国外大商场贴牌生产做起，发展到创立自己的品牌“海豚眼镜”，信泰渐渐成为当地眼镜行业翘楚。老朱印象很深，刚进厂时他拿120元月工资，没多久涨到140元，又到450元。信泰发生危机前，他月收入3000多元，待遇在当地眼镜行业中算相当高了。据了解，信泰的待遇在制造企业中是不错的，生产一线员工月薪2000元左右，加班费另算，年末除了年终奖，还有一笔“工龄奖”，干得越久这笔钱越多。
大多数员工住在企业免费提供的单身宿舍，三四人一间房，配备了热水器和空调。如果夫妻俩都在厂里工作，没有孩子，就可以申请“夫妻房”。企业食堂提供一日三餐，据说伙食便宜，一个月花300元能吃好，企业还补贴150元伙食费。每周六是信泰的厂休日，而周围不少企业的员工一个月只休两天假。
胡福林出走后，工人言谈间还在提“老板人很和气”，“待员工很好”。老朱记得，1991年老父亲过世时，老家几个兄弟写信通知他，老朱想问厂里借500元回家奔丧，这在当时是他4个月工资，胡福林二话没说就让财务借钱。至今大家都认为，企业陷入困境，不全是老板个人的责任。
福利并不是老工人留恋信泰的全部理由，对他们而言，信泰如果倒了，意味着自己生活了20多年、开枝散叶的“小社会”没了。
这次出事前，信泰员工的生活安稳而规律，类似改革开放前的国有企业工人。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每天两点一线奔波于工厂和家，中午在食堂吃饭可能会碰上对门邻居，聊天话题是在同一所学校念书的孩子，企业是联系所有关系的纽带。老员工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节奏，也在此编织各自的人脉网。
朱宗武和大部分员工一样，很早就在厂里找对象结了婚，最初住在单位分配的“夫妻房”，有了孩子以后，一家人在外租了一间房，离单位骑车10多分钟，每个月企业补贴200元房租。孩子从幼儿园到现在上初中，一直在工厂周围的学校念，班里很多同学的家长是父母的同事。
把孩子送进了娄桥中学是让老朱很得意的一件事。“有本事才能把孩子送进去，没本事就送回老家读书。”娄桥工业区有73家制造企业，据当地教育部门统计，外来打工者逾5万人，学龄儿童在1500人以上，但整个地区只有6所小学和1所中学。“做了这么多年总认识点人。”老朱笑笑，显然认为这是他人脉资源的最好体现。
这一切可能面临清零。
胡福林出走后，看到信泰墙上张贴的厦门眼镜企业招工广告，老朱嘀咕了一句“厦门都跑到这里来招人了”，不过工人们好像对1300元的月薪不大满意。当时，短期工纷纷回老家或另谋出路，每天来厂里听消息的多是干了十几年的老员工，他们的家业在这里，孩子的学业也在这里，无法像年轻人一样潇洒地背着铺盖另谋生计。
“我不想让大人的事情影响到孩子读书。”老郑1999年进厂做设备维修工，妻子是厂里的技术工。孩子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他交了2.5万给学校“捐资助读”，这笔钱等于他一年的收入。“现在要是给孩子转学回老家，赞助费就泡汤了，老家的教育条件没这里好。”听说老板回来了，老郑一颗心暂时落地。
许多人都认为，他们会在信泰干一辈子，退休后拿一份养老金安稳度日，但经历这次风波，“后面怎么办，真不好说”。
福利？
和近期多家出现问题的温州企业一样，信泰老板出走背后也存在着高利贷的身影。老板不告而别，但卷入这场高利贷漩涡的信泰员工们却无法一走了之。
注塑工人老罗仍然心事重重。他们两口子贷给公司的5万多元至今没有着落，只留下手上一张盖了“信泰财务专用章”的收据。“现在集资款还没说法，没公布什么方案，要等复工以后再看吧。这次本金能取的话就取出来，不再放贷了。”
老罗今年刚把妻子从重庆老家接过来，也在厂里找了个活计。两个孩子留在重庆老家，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大学，为了筹集每年不菲的学费，老罗在工友们的鼓动下参与了公司集资。
据老罗介绍，公司从2007年起向员工集资，最开始给的月息是1分(1％)，去年涨到1.5分。管理层人员放贷数额大，利息可能在2分或以上。按照1.5分月息来算，年化利率是18％，5万本金年收益高达9000元。每年12月，老罗能从财务手里拿到企业发放的利息——抵他三四个月的工资，本金则继续贷给公司“生钱”。
放贷在信泰员工之间很普遍，在企业内部越往金字塔上层，参与者越多。据老罗说，生产一线工人收入有限，或放三五万、七八万不等，分厂200多名员工，一线工人募资金额大约在100万－200万。车间主任或主管级别的中层管理人员，出资几十万者不在少数，也有部分转化为公司股权。坊间传言，信泰总经理仅个人集资就多达1000万。在信泰内部，放多少贷，拿多少利息，已成为衡量一个人“能量”大小的标准——“有本事的才去放贷”。
当下温州借贷市场给借款人的月息一般在2分(2％)以上，相对而言，信泰给内部员工的利率不算高，但在企业这个“人情社会”浸泡了十多年的老员工普遍认为，把钱借给自家的公司更信得过，很少人会真正去关心企业把这些钱用在哪里。
“放贷给企业是一种福利。”老罗的话令人意外，但工人们都这么认为。在很多员工看来，在劳动收入以外获得一笔资本收入，是企业给他们的额外回报。甚至有人觉得，“厂里集资就是为了留住员工。”——大家的收入多了，给厂里干活更起劲。
大部分温州企业在创业过程中都采用过内部集资，放贷确实把员工和企业的命运绑得更紧，但当企业沉没时，也加速了员工的沉沦。
“有些在厂里工作近20年的老员工，放贷十五六万，甚至二十多万，两夫妻都在厂里做，一开始拿三四百块工资，后来涨到两三千，所有省下来的钱都拿去放贷了，老家房子也没盖。如果钱突然没了，以后日子怎么过？”
老罗两口子从“夫妻房”搬出来后，在附近临时租了间房，他天天骑摩托车来信泰门口等消息，虽然老板回来了，但集资款还悬着，“能拿回本金就好了”。
扩张
“这件事对眼镜行业冲击很大，现在供货商一定要看到现金才肯交货，以前我们都是先拿货再结钱。”老朱明白周边企业的日子将比以前艰难。信泰牵涉到多家担保、互保企业，这次龙头企业出事无疑会引起连锁反应。
眼镜制造业是温州四大出口支柱产业之一，80％以上产品出口海外市场。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步，从一家一户承接来料加工的家庭作坊做起，发展至今，全市有眼镜配件、眼镜制造、眼镜电镀、镜片生产等企业1800多家，产值超亿元企业5家，总产值逾70亿元。
不过这几年眼镜业日子并不好过。6月份温州市眼镜产品出口总额达6614万美元，同比增幅达11.83％，但庞大的出口额对应的利润寥寥。“很多订单不能接，原因是挣不到钱，一副眼镜挣5角到1元的情况几年前就出现了。”温州眼镜商会办公室吴歌新表示。
过去15年眼镜业一直靠外贸打天下，然而受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以及国外经济衰退等影响，温州眼镜老板日渐感到外贸难做，接不到单子意味停产，接到单子意味亏损。一些扛不住的企业要么停产要么转产，或者产业转移到几百公里以外的临海。
不过，2010年信泰眼镜业务销售收入为2.7亿元，眼镜年产量平均达到2000万副。员工普遍反映，信泰的眼镜制造业务一直在盈利。直到出事前一个月，老朱一直忙着跑眼镜配件加工企业订货。“特别忙，一个月手机话费要300多元。”另一位负责为进厂的原材料做确认登记的员工也证实，9月原材料到货批次并不比往常少。
忙，也是生产一线的最大感觉。老罗是塑胶一部生产流水线上的注塑工人，他正常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6点，前一阵子经常要加班到10点，一个月工资2000多元，算上加班费能拿到3000多元。老罗所在的分厂主要生产太阳镜，80％－90％出口到欧美，刨去每个月上缴集团的厂房租金、分摊、折旧、水电、利息等三四十万，今年到现在为止已有100多万的盈利。
员工透露，厂里的眼镜产品订单已经排到明年。9月21日胡福林不辞而别，第二天这个消息扩散到各个分厂时，工人们还在流水线上赶工。
主营业务做得好好的，企业却摇摇欲坠，眼镜巨人信泰怎么了？“老板摊子铺得太大，他太忙，管不过来。”工人的说法转换成温州政府的结论就是:投资面过广。
信泰厂区内几幢蓝色玻璃墙面的新楼格外醒目，据员工介绍，这几幢新厂房今年刚落成，厂房内空空荡荡，还没来得及添置生产设备。2009年政府鼓励企业“扩大产能”，信泰除了在娄桥新建厂房，还在衢州、金华等地布点生产。
增产只是信泰这几年产业布局一部分，胡福林曾多次表示，眼镜产业“突围”，一个靠品牌，一个靠终端。2007年信泰收购了纽约百年眼镜品牌MOSCOT(玛士高)，在温州设立8家门店，据说店里商品最低售价也要3000多元。2010年信泰把“美式眼镜”纳入囊中，控制终端零售市场，目前在华东地区拥有200家以上连锁店。
除了在眼镜业务开疆辟土，2008年底信泰响应政府“结构转型”的号召，花了6亿进军光伏新能源产业，并积极筹备H股和A股上市，新成立的“兴泰光学”正是集团为筹备上市整合新能源资产组建。
信泰不是唯一把赌注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新能源产业上的企业。以浙江为例，目前共有光伏企业205家左右，其中有110家左右成立于2010年9月以后，且规模在100MW以下。
国内的光伏企业大部分将价格作为竞争手段，通过不断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光伏组件价格来开拓市场，造成今年光伏市场的产能过剩。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在过去几个月里，国内已有50多家太阳能企业倒下，三分之一的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随着准入标准收紧，未来两三年光伏产业将面临新一轮洗牌，超过30％的光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当政策“风向”转紧，信泰前期所有的扩张都成了鸡肋。
和胡福林相交多年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今年上半年他还蛮雄心勃勃的，下半年银行不断地催款，他把所有的钱抽出来还贷，还完钱，银行就不贷了。企业摊子已经铺在那边了，它要正常生产经营，逼得转向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利率最低也起码是银行利率的五六倍，他的融资成本一下增加了。一个月的利息要付2500万，一年光利息要付3个亿。但他的产值只有2.7亿，那你说这个企业能不死吗？”
扩张过度、光伏产业迟迟未盈利、香港上市计划搁浅、政策转紧……四面楚歌，企业资金链当然命若游丝，而利率高昂的民间借贷不过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种解释。
一家实业尚有可为的企业动摇了，这家企业的命运有普遍意义:产业转型永远是一场冒险，在宏观政策收紧的周期里，变与不变的选择，同样让人揪心。